黨史中的紀律：強化黨內監(jiān)督制度，牢記“兩個務必”進京趕考

發(fā)布日期：2021-05-12 16:27:37 來源：未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毛澤東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和閉幕詞，并作《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大會經過深入討論，一致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和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以及新的黨章。

   
        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大力倡導和教育，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黨員干部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優(yōu)良傳統和作風，黨的七大對此進行了科學總結。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既是對中國共產黨形成的優(yōu)良傳統和作風的科學總結，也是對黨員干部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黨的三大優(yōu)良作風的形成和運用，是黨凝聚力量、增進團結，發(fā)揮戰(zhàn)斗力的重要條件，也是黨爭取人民、團結人民、贏得人民的重要條件，更是黨員干部增強黨性、轉變作風，保持勤政廉政的重要保證。

      中共七大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總結了多年來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發(fā)展了黨的紀律檢查制度。新黨章重新制定了“黨的監(jiān)察機關”一章，對監(jiān)察機構的產生辦法、任務、職能、領導體制都作了規(guī)定。該章規(guī)定：“黨的中央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成立黨的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及各地方黨的監(jiān)察委員會。”關于監(jiān)察機關的產生辦法，該章規(guī)定：“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由中央全體會議選舉之。各地方黨的監(jiān)察委員會，由各該地方黨委全體會議選舉，并由上級組織批準之。”關于監(jiān)察機關的任務和職權，該章規(guī)定：“中央及地方監(jiān)察委員會的任務與職權，是決定或取消對黨員的處分，受理黨員的控訴。”關于監(jiān)察機關的領導體制，該章規(guī)定：“黨的各級監(jiān)察委員會，在各該級黨的委員會指導下進行工作。”

      七大黨章還對黨的紀律作了進一步強調，鄭重地把維護執(zhí)行黨的紀律列入“總綱”，明確闡述了黨的紀律的特征、要求及其重要性。在“黨員”一章中明確地提出，把黨員遵守黨的紀律同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組織的紀律統一起來。專門列了“獎勵與處分”一章，強調了對黨員進行獎勵和處分是維護和執(zhí)行紀律的重要方面。黨章第一次明確地規(guī)定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執(zhí)行黨紀的正確方針。

      1946年6月國民黨發(fā)動了全國內戰(zhàn)，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由此轉入領導軍隊和全國人民進行全國解放戰(zhàn)爭。但黨并沒有放松廉政工作，而是將抗日戰(zhàn)爭中建立起來的民主廉潔的人民政權進一步予以鞏固和發(fā)展，把艱苦奮斗、廉政勤政、廉潔奉公的延安精神發(fā)揚光大，從而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

      1948年5月，中共中央機關遷至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勝利，黨內出現許多不能適應革命形勢發(fā)展需要的問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在過去長期的革命斗爭環(huán)境下，各革命根據地、解放區(qū)被分割為許多獨立分散的單位，曾各自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權，這就隨之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tài)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的傾向。這些都成為革命前進的障礙。因此，加強黨的建設，做到全黨上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高度統一，是當時擺在全黨面前的當務之急。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這是全國解放戰(zhàn)爭時期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會議的任務是總結檢查過去時期黨的工作，規(guī)定今后時期黨的任務和奮斗目標。中心議題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報告就國際形勢、戰(zhàn)略任務、政權性質、財政統一以及發(fā)展黨內民主和加強紀律等八個問題作了深刻論述。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qū)、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強調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組織紀律性，克服無紀律狀態(tài)和無政府狀態(tài)，克服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里，以便達到全黨全軍在方針上、政策上、行動上的完全一致。中共中央通過這一決議系統梳理了各方面的工作，明確劃分了中央和地方在各類重大及具體事項上的“決定權”，進一步確立了黨內健康高效的政治生活和工作格局。

      隨著中國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漸由鄉(xiāng)村轉到城市。大批干部將由經濟落后的農村進駐繁華的城市。進城之后能不能保持廉潔，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次嚴峻的考驗。為了做好城市工作，1945年9月30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加強軍隊紀律堅決執(zhí)行城市政策的指示》，制定城市接管工作紀律，并要求城市接管干部學習和遵守這些紀律。這是黨進行城市接管的一項重要準備工作，同時也是保證城市接管工作順利進行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入城市的過程中保持黨的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傳統和作風、防止貪污腐敗的一項重要措施。城市接管工作紀律，包括入城部隊的紀律，又包括專門從事接管工作的干部和工作人員在接收過程中所應遵守的紀律，各大城市軍管會在接管城市過程中，也都制定了相關的紀律條例。

      1947年10月10日，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重新向全軍發(fā)布。1948年，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發(fā)出過許多指示，強調指出：我們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針是建設，而不是破壞”，一切入城的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奪取物資，“不準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須保持純潔與艱苦的作風”。

      1949年3月的一天，在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會議禮堂里，一個洪亮有力的聲音在回蕩：“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fā)出警告：“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yōu)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經過28年艱苦奮斗的中國共產黨終于要取得最終勝利，中共中央要進駐北京了，作為領頭人的毛澤東思緒萬千。在前一天晚上，毛澤東批閱完最后一批文件后，站在窗前望著夜空，一支一支地抽起煙來，邊吸煙邊想著李自成進北京的歷史悲劇，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直到3月23日凌晨三四點鐘，毛澤東才上床睡覺。

      23日早飯后，毛澤東走出門口，周恩來迎上去問：“主席，沒有休息好吧？應該多休息一會兒才好，長途行軍坐車也是很累的。”

      毛澤東興奮地說：“恩來，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該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做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的這番話，飽含著進京前滿懷勝利的喜悅，也包含著“臨考”前如履薄冰的忐忑心情。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把入駐北平、建立新中國喻為“進京趕考”。“進京趕考”是一種精神狀態(tài)，是人們朝著自己心中的目標和理想不懈努力、每個共產黨人應始終如一永遠保持的一種精神狀態(tài)。（本文節(jié)選自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監(jiān)督執(zhí)紀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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